张炜：赵紫阳是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设计者和领导者

【大纪元10月16日讯】再过几天就是赵紫阳老人八十五岁的生日了。作为一个中国改革、开放、民主事业的热忱追随者，我在离父母之邦万里之遥的一个英国小镇里，真诚地祝愿这位老人健康长寿！

与胡耀邦、万里等人一道，作为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一面光辉旗帜，赵紫阳对中华民族的杰出贡献，不需要我来叙述。在八十年代的改革浪潮中，我有幸与这位伟人有过几次近距离接触，现仅通过两件我亲历的小事记述他的高尚人格和政治胆识。并借此表达我对他的尊敬和想念。

我第一次与赵紫阳在小范围的会议上接触是一九八三年春。但是第一次当面与他长时间交谈是在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那年初夏，我向中央政府的两位改革派领导人胡启立和谷牧抱怨，自一九八四年底以来，保守派领导人姚依林把持的国务院有关经济部门借经济调整之名，对四大经济特区和刚刚成立的十四个沿海经济开发区大加刁难，使得中央政府在一九八四年夏天作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根本无法落实。胡、谷二人对此十分重视，向我详细询问了对外开放工作面临的具体困难(我当时任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主任)。胡在八月初北戴河会议期间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并送上了有关材料。邓在回京时特意在天津停留，向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瑞环指名要看看天津开放区并听取汇报。于是我在八月二十一日向邓当面进行了汇报。

两天后，赵紫阳率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听取了我的汇报。当时我三十一岁，初生牛犊不怕虎，当著赵紫阳和国务院有关部长的面大发牢骚，甚至与对特区、开放区不以为然的外贸部长郑拓彬等人当面顶撞起来。出于对我的保护，怕我得罪了赵紫阳，市长李瑞环在一旁为我打圆场。他对赵说，张炜年纪轻，说话冲。他的意见不是对国务院的，只是对有关部门的一些具体办事人员的。可是我却不知进退，坚持说，如果有那么多的国务院部委对改革开放不积极、不支援，那就是国务院的问题。

赵紫阳对我的冒犯似乎并没有介意，而是详细地了解了具体的情况。他对我提出的“创造仿真的国际投资环境”的提法和一些具体建议十分赞成。并且用他自己的语言归纳为“创造适合于外商投资的小气候”。此后，他在许多场合谈到创造小气候的问题。他对我说，我们会研究你的建议。你们以后如果还有什么意见，可以找我、找田纪云副总理。在整个汇报过程中，赵的务实态度和对开放事业的倾心支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善于听取我这个小人物的激烈批评的民主作风更是使我难忘。

此后不久，在赵紫阳视察天津期间，又一次通过市委、市政府找我向他汇报工作，并让我陪他看了几家工厂。在汇报中，我谈到各地开发区引进外资的速度缓慢，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招商引资的经验不足，尤其是对国际做法不熟悉。建议向外商转让土地开发和转租权，简单地说就是向外商卖地。这样做一来可以解决土地开发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外国土地开发商由于投入了大量资金，便不得不帮助我们招商引资。这样一来，整个引进外资的速度就可以加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政府管理水平和招商引资经验也会不断得到提高。我告诉他，我们与美国西雅图的一家公司从一九八六年初起就此事已经有过多次接触。赵紫阳说，你这个建议好是好，但是违反宪法(当时的宪法不容许向外商出卖土地开发权)。他建议我起草一个报告，以天津市政府的名义上报国务院，并通过适当法律程式争取天津作为改革试点，为将来修改宪法提供经验。

随后我把赵紫阳的意见向市长李瑞环作了汇报并等到了他的首肯。此事在当时的阻力不小。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等人曾经当面向我表示反对向外商批租土地，中央其他部委和天津市有关方面也是互相推诿。一些内心对此事支援的负责人也不得不反反复复，虚与委蛇。以致在天津开发区具体推动此事的副主任王述祖和总经济师郑华安等人多次紧张地向我询问是否应该停止与外商的谈判。

但是，赵紫阳却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一九八八年中秋节的前一天，他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日本神户市长宫崎辰雄之前再次向我询问这件事的进展情况。

可惜的是，土地批租的事直到九十年代初期海南洋浦开发后才在全国逐渐推行。而那时赵紫阳和我都已经由于反对向学生开枪而被软禁在家了。事后，就像在许多类似的改革决策问题上肆意歪曲历史的做法一样，御用写家们将修改宪法中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条款和批准洋浦开发一事完全归功于邓小平，而试图将赵紫阳多年以前已经作出的决策一笔勾销。

赵紫阳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市场经济、走向现代文明的真正设计师和领导者；是一个不需要侏儒们来加封任何称号的伟人。赵紫阳为伸张人道和正义丧失自由已经十五年了。中国共产党抛弃这位忠于人民和祖国的领袖，是这个党的堕落。未来将会告诉我们的后代：过去十五年中华民族亏待这位伟人的历史，是这个民族在耻辱中苟且的历史。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