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农村基层民主的困境

【大纪元10月19日讯】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大陆各地武警之紧张和忙碌，超过往年。因为胡温新政的亲民姿态，事实上鼓励了越来越多的人去告“御状”，使北京当局不堪承受。各地政府显然接到指示，要尽一切可能，堵截前往北京上访的人群。许多乘火车汽车出门旅行的人，都有被武警严加盘查的经历，他们的身份证都被严格核查登记。在采取严格防范上访措施的同时，刚获全面执掌大陆大权的胡锦涛，不得不继续升级对江泽民历史功绩的吹捧。这种明显肉麻的吹捧至少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对江时代的受害者发出资讯：胡锦涛绝不会清算江泽民，因此，他们也不要寄希望能翻各种旧案。

当然，谁都知道这样并不能使江泽民时代留下来的各种难题挥之而去。事实上，中国大陆的权力和知识精英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与胡温思考著同样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一种倾向认为，下一步应该立即扩大民主，尤其是扩大农村基层民主，这样一方面可以限制基层官员滥用职权，同时也能改善各种利益的平衡，缓解社会矛盾。不久前大陆当局专门发了一个通知，强调农村基层要严格做到村务公开，就反映了这种思路对胡温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对于持这种主张的人来说，国庆长假后的第一期《南方周末》给他们泼了一大盆冷水。

十月七日的《南方周末》，几乎用整个头版和二版的版面来报导一个基层民主的积极实践者陷入困境的故事。豁然醒目的大字标题是：“吕邦列：村官艰难‘执政’路”。故事的主人翁吕邦列是一个唐吉哥德式的人物。他以极大的道德义愤和热情，与侵犯农民利益的基层政权斗争。在一些知识份子的影响下，吕邦列把自己的注意力从上访转向基层民主。颇富戏剧性的是，这个除了“持续的政治热情”之外一无所有的农村“小知识份子”，不仅成功地依据大陆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罢免了不得民心的村主任，而且在2003年底枝江市人大代表的选举中，感动了选民，成为整个宜昌地区第一位以“海选”的方式竞选成功的人大代表。

但是，吕邦列很快就发现，虽然自己获得了原来难以想像的政治资本，却仍然无法兑现自己对本村村民的关键承诺：完成一次彻底的“清帐”。更糟糕的是，吕邦列企图清帐的努力使自己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他不仅经常挨打，而且还陷入了无望的官司之中。在一封向社会求助的信中，吕邦列写道：“现在的我连自己的生存都成了问题，而且还承担著还债的压力。我该如何走出这个困境，继续为推动基层民主向前发展而奋斗呢？我不想当逃兵，我知道，如果我成了逃兵，将不仅仅是我的悲哀！那会寒了多少老百姓的心啊！但不当逃兵我该如何走呢？”

我想，包括胡锦涛在内，没有人能够给吕邦列一个满意的答案。吕邦列的悲剧之不可避免，绝不是因为他是有勇无谋之士，而是有极为深刻的制度背景。事实上，就在同一个村子，早就有比吕邦列更理性和更成熟的人做过清帐的努力，但最终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本人曾担任农村干部，为了寻求解决三农问题而奔走呼号甚至上书总理的李昌平认为，这是村民选举的制度设计有问题。但改善村民选举制度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

从报导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目前大陆基层的矛盾冲突中，凭藉权势获得非法利益的人，即使下了台，也可以大量使用伤害他人人身和财产的手段来保护自己不被清算，而大陆司法当局却奈之无何。这种基本的法制都没有保障的局面，难道是可以用改进选举制度的办法来解决的吗？

而大陆农村社会之所以今天仍普遍存在基本法制都无法保障的状况，有两大根源，一是执政当局不受法律约束，二是基本的财产权利，尤其是土地的产权还远没有落实。在这样的前提下推行基层民主，其结果只会引导人们去不断清算历史的旧帐，引发更多的矛盾，而不是理性地建设和积累新制度。

胡锦涛、温家宝都是经历过“四清”和无数次农村整党运动的人。这些运动的基本办法就是动员基层“民主”，核心的内容就是清帐，结果无不失败了。二十多年前的农村改革之所以创造了奇迹，首先不是因为发扬了基层民主，而是进行了产权改革。但直至今天，这个产权改革并没有完成。吕邦列的故事告诉我们，企图用基层民主的办法去解决只有产权和司法改革才能解决的问题是危险的。胡锦涛很清楚，他不能轻易去清江泽民的帐，但是，在一些迷信基层民主回避制度改革的知识份子影响下，他却在鼓励农民去清基层干部的帐。对此，他难道不该三思吗？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