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仁全：杜导斌的「狱中札记」（2）

【大纪元10月30日讯】杜导斌在12月4日被公安带走的当天，孝感市公安局的国安人员和应城市公安就对他的家里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杜导斌家里的角角落落都搜查到了，每一张纸片都进行检查鉴定后，认爲是“有问题”的都集中在一起，与电脑、手稿、来往信件、及部分书籍、海外汇款单存根一起搜走了。

在36号室里，“落实问题”花了近半个月时间，孝感市公安局国安人员从海外网站及《关天茶社》下载了一大撂文章，将其中二十六篇“有问题”的文章要杜导斌一一核对，每一篇都做询问笔录，询问是什麽时间写的，什麽地点写的，什麽时间寄出去的，用哪一个电子邮件信箱寄出去的，对方的编辑是哪一个，发表于什麽时间。哪些网站转载了等等，杜导斌对所写的文章供认不讳，竹筒子倒豆子直来直去。二十六篇文章，每一篇都由杜导斌核对后，在上面签上“这是我发于XX网路、XX杂志社的文章、杜导斌，X年X月X日。”然后盖上手印。

杜导斌的电脑文存里，有他的导师郭罗基、洪哲胜及世界各地友人的三四百封信件，杜导斌有一个爱好，多数他认爲很重要的电子邮件信件，他都下载后收藏在电脑里，另外，他在网上下载了郭罗基、刘晓波、余杰、东海一袅、王怡等人的数百篇文章，国安人员都从他的电脑里复制下来，都一一进行了盘查，三四百封信件，要求杜导斌一一交待来信人的地址、年龄、工作单位、认识经过。这次杜导斌长了个心眼，他对国外友人的信件就如实的介绍情况，因爲国安人员对国外的“煸动颠覆分子”管不了，鞭长莫及。但对于国内友人的信件，他采取了“保护措施”，含含糊糊地说一说他们的情况，对他们的住址、工作单位都回答“不知道”。因此，国安人员曾恼羞成怒地指责他“不合作”、“不老实。”

要求杜导斌“认错”一直是国安部门的目的，但杜导斌始终不肯认错，在当初几个月落实材料的过程中，国安人员一直要改变杜导斌的思想观点，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杜导斌坚持自己文章中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可能是杜导斌关了长达七个半月时间的真正原因。

负责杜导斌案的是孝感市国家安全局的王培红、刘祥先、余国平、宋卫、魏友山等一大帮人，将“证据”都落实后，就开始盘问杜导斌的“思想动机”，“作案目的”，要求杜导斌“认罪”，说的好，免罚，出去洗澡，与家人团聚。杜导斌说，这是逻辑推理错误，我要认的什麽罪？国安人员说，这样的态度就不好说了，杜导斌一直不肯认罪，国安人员就采取“诱供”的方式进行询问，比方说：“你是否认爲，因爲中共政权太腐败，已丧失了执政党的能力，所以，你要写文章进行煸动、以达到推翻的目的？”杜导斌知道其用心，要围绕他们的问话进行记录，自然不会承认这种“假设”，在回答问题时，杜导斌不停地纠正，不停地抗议对方问话有圈套，所以，一直坚持不围绕他们的问话回答问题，问话结束后，要求杜导斌签上“记录属实”，杜导斌看过询问笔录后，发现自己回答的一些问题也被篡改了意思，于是签上“复杂问语，”和签上“问的不是我的本意，回答的基本是我答的。”这引起国安人及大的不满，认爲杜导斌“不配合工作。”

杜导斌对国安人员的险恶用心掌握后，已明白他们的意图，心里难受之极，随著春节的临近，他对儿子及家人的思念与日俱增，难受地吃不下饭，管理人员将这一情况告诉国安人员后，王培红等人进行了劝慰，杜导斌没理他们，仍然不吃饭，王培红等人大发雷霆，大骂他是“狗日的”、“王八日的”，杜导斌不予理睬，一直到自己心情好后，才开始吃饭。

进入中国阴历的腊月后，36号监室里在杜导斌前后进来的人该出去的都出去了，该判的都判了，不知是国安人员的有意安排还是看守所的无意安排，将36号室里送进来四个少年犯，年龄都只有十五六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岁，那些孩子有的是缺少父爱，有的是缺少母爱而走上打架、抢窃等等犯罪道路，这令杜导斌难受之极，因爲他的儿子杜红玉也只有十二岁，他想：要是自己判刑坐牢了的话，儿子怎麽得到父爱？由谁来管教？但是，国安人员要我认罪，我错在哪里？我能爲了儿子而不要人格和尊严吗？杜导斌忍受著内心痛苦的煎熬。

王培红等人也加紧了“攻势”，在提审时软硬兼施，设置各种圈套要杜导斌承认“有罪”，只要按他们的询问意图回答问题，就可得到“宽大处理”，就可以尽快的出去“过春节”，与家人团聚，杜导斌初衷不改，没有承认“有罪”的说法。

2003年11月10日，是一个阴沈沈的天气，看守所的管理人员又将杜导斌从号子里叫了出来，走进看守所的审讯室，杜导斌只见审讯室坐著五六个人，除了王培红、刘祥云外，另外几个人杜导斌不认识，一个个对他笑脸相迎，但杜导斌感到一种不祥之兆，他从他们的笑脸后面看出一种阴谋。果然，几个人的笑脸一下子收敛了，王培红打开文件包，从包里拿出一张公文纸递给杜导斌的手里，并讨好地说：“你态度不好，我们也没法挽救你了，……你签字吧”。杜导斌接过来一看，见是逮捕令，他头脑一阵昏眩，心里一阵不安，他知道，下达逮捕令，意味著自己的案件进一步升级了，虽然他早有这个思想准备，但突然降临的这一刻，他百感焦急，思绪成千，爲了说几句真话，他不仅不能出去与孩子、妻子过春节，而且断送了自己“美好”的“前程”……，在他犹豫的这一刻，公安人员问：“你还有什麽要说的吗？”这句话提醒了杜导斌，是呵，自己还有什麽要说呢？一百五十万字的数百篇文章，不是已经说了很多吗？我跟他们有什麽说的呢？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他们只是执行者，是强权制度下的一条狗而已。想到这里，他慎重的说：“我没有什麽要说的。”说完，他在逮捕令的签字栏里，龙飞凤舞地签上了“杜导斌”三个大大的字。

2004年10月17日星期日于广州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