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庆：共产党邪灵本质的见证

【大纪元12月17日讯】我叫李宝庆，是去年从北京中国科学院来的，最近看到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很是震撼。其中对共产党的邪灵本质及其附体作用揭露的非常深刻。现就本人自1979年加入中共到1999年自动退党的廿年亲身经历，谈谈我的见证。

社论说共产党是以暴力加谎言，不断变换外表形象的邪灵附体。在发迹和维持政权的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怎么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对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的确如此，共产党就是个变色龙。但万变不离其宗，却非常能迷惑常人。

1976年，毛泽东死后不久，用江青的话说是毛主席的尸骨末寒，华国锋就将共产党的四员干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个“四个帮”变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结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上下欣喜若狂，以为已经摆脱了共产邪灵的桎梏。因为共产党、毛泽东统治中国30年，人民仍然吃不饱、穿不暖，只能恁政府分配的票证过日子，还要感谢共产党的“养育之恩”还有那令人恐怖、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说不定哪一天就轮到自己头上，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水深火热形容，真不过分，特别是知识份子更是苦不堪言。可是华国锋接班后，竟然还用“两个凡是”让毛泽东还魂。即凡是毛泽东做出的决策必须维持；凡是毛泽东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循。华国锋实际上是把已经在悬崖上的共产党向山涧里推。在共产党面临绝境的时刻，中共老手邓小平使用变脸术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棍子，打倒了华国锋。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新口号，使共产党在严厉的生存危机中有了喘息的机会。连邓小平自己都心有悸地说。如果现在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在形式上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还煞有介事的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玩弄杀人犯给被杀者平反的伎俩，迷惑常人，使被害者仍然感谢共产党。虽然华国锋把邓小平解放出来，邓小平却毫不留情地废出了华国锋，让胡耀邦当了中共总书记，这都体现了共产党的邪性。

面对被毛泽东和共产党折腾得要崩溃的中国，共产党如何“以表面的更换，补充它的能量呢？”邓小平首先抓了知识份子成堆的科技和教育。他知道，工人、农民一直是被共产党当枪使的“国家主人”，而知识份子则被放在阶级敌人一边，成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号人物，所以称为“臭老九”。批判、斗争、劳动改造，接受教育，从没停止过。但臭老九有工人、农民所没有的科学知识，如果不发挥知识份子的作用。四化建筑将一事无成。所以邓小平说“老九不能走哇！”为此，1979年邓小平特意召开“科学大会”，装模作样的为知识份子正名。宣称“知识份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等，抚摸了一下伤痕累累的知识份子，被共产党长期改造、呆滞麻木的知识份子们，谁也不像共产党、邓小平那样邪性，谁也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听见几句没有挨骂的话就受宠若惊，兴高采烈地当成科学的春天来了，毫不犹豫地投入党的怀抱，忠心耿耿地为党的事业做贡献。此时，胡耀邦在中科院当院长，大搞“五子登科”，从孩子上学、夫妻团聚、炉子改煤气、调整房子、上下班乘车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入手，骗取知识份子对共产党的信任。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邪灵附体，于197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出国深造。

邓小平搬掉华国锋后，为了共产党继续生存，否定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拨乱反正的口号。但人们纷纷起来揭批毛泽东及共产邪灵的罪恶，更直接威胁到共产党的执政危机，使中共元老们如坐针毡。因此，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共元老提出，在否定文化大革命，揭批江青和平反冤假错案中要投鼠忌器的警示。强调毛泽东这棵大树不能倒，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不能丢，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一系列条条框框。实际上是为共产邪灵招魂。变着法的为邪恶附体加持能量。果然，毛泽东依然是他们的主。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当成了集体智慧的结晶。仍然是用党八股定调子、画框框，并造成共产党敢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伟光正的假象。

其实邓小平既不相信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也不相信共产主义的歪理邪说，但是还必须让共产党继续执政，还要让共产党邪灵继续附体，所以他提出，中国现在只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实际上是抓住共产党独裁专政的权力不放，只在经济领域里改革共产党的一大二公和计划经济，让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给共产邪灵充电。强调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可谓是饥不择食，不管三七廿一，也不管姓“社”还是姓“资”，先把经济搞上去再说。当年他作为毛泽东的干将，批判苏共的修正主义，如今比赫鲁雪夫的“土豆烧牛肉”走的更远，反倒无赖地声称“私有制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等等。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如此荒唐、无序、语无伦次，竟然还被吹捧成“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发展。他直接策划和实施了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运作。执行了比内地宽松得多的特殊政策，包括出让土地、引进外资、减免税收、享受进出口权等。表面上看，发展迅速、经济繁荣，但主要手段则是投机倒把，偷税漏税、海关走私、权钱交易、变国家财富为私人资产等等。吃亏的是国家，花的是工人农民的血汗钱。真的得实惠、赚大钱的爆发户，是那些能得到经济情报、国家指标、银行贷款的高干子弟，裙带关系，特别是像邓小平子女、李鹏家人等等；还有就是一些敢于违反国家政策的不法之徒，甚至是刑满释放的犯罪分子。总之，他们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共产邪灵的执政权力和他们的集团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发展和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正因为如此，新区建设为不正之风大开方便之门，使黄、赌、毒等伤风败俗之灾祸大肆泛滥，因此，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出现了西单民主墙，要求民主、自由，要求政治改革、反对贪污腐败，结束一党专政等群众呼声和上街游行的情况。中共老手邓小平脑羞成怒，把群众忧患爱国的正义行动定性为“搞资产阶段的自由化”，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逮捕了民运人士魏京生，罢免了科大校长方励之，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把胡耀邦赶下台换上了赵紫阳，还蛮横地立下了“四个坚持”的流氓规矩，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完全是毛泽东使中共邪灵的本性暴露无疑。后来，胡耀邦因中共的整肃，一命呜呼，成了共产邪灵的殉葬品。1989年清明节期间，国人以悼念胡耀邦为由，在中共的严密戒备下，自发的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要民主、争自由活动，以挽联、诗歌等形式，表达对中共统治及邓小平的不满。以大学生为主，开始了“反对官倒”、“惩治腐败”的大游行，得到了数百万北京市民，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支援和参与。国人对共产党的积怨如火山爆发。面临灭顶之灾的邓小平调用军队坦克血洗了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我女儿的同学和我单位同事的儿子王小川被当场打死，还扣上暴徒的帽子，不给火化、大人也不敢哭！共产党如此独裁暴政与我的入党追求格格不入，我无法面对父老百姓，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暴徒，流氓和祸凶。

在邓小平掌握共产大权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为了挽救中共的生存危机，不但血腥镇压百姓，频繁更叠中共头面人物，让江泽民替换了赵紫阳。还一再进行党员整顿。从1983年开始就统一思想，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六四”以后又个个检查，人人过关，强制洗脑，让党员重新登记。说明中共邪灵本身已是元气散失，气数已尽，只能勉强维持。本人在这次重新登记的最后一道手续一一照抄标准答案，回答入党“试题”中出了差错，对有关国家体制的问题，没有照抄标准答案，而是突发奇想，要向党组织说心里话。回答说，中共有比其他民主党派无以伦比的严密组织和众多党员，应该有信心、有魄力实行民主竞选制。谁知竟给我的党员登记造成困难。组织上认为我思想该过关，洗脑不彻底。幸好，我时任党支部书记，党委也就网开一面，下不为例了。

这就是我入党头十年对中共邪灵暴政的见证。

我的党员生涯的后十年，是江泽民作为共产邪灵的恶首统治时期。江泽民小人得志却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第三代领导核心”自居，它本身就是共产邪灵孕育和寻找多年的难得人选，共产邪灵的九大基因一应俱全。它从根本上破坏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驱使中国人的道德急速下滑，官场腐败、谎言、欺诈横行。就连中国科学院也不再是“清水衙门”。它让其长子江绵恒当上了副院长，与台湾首富联手经商，独霸中国电信产业。被称为头号官商。还与香港商人合伙经营中科院的房地产，害得我所福利房分配长期落实不到普通百姓头上。共产党员成为势和小人，金钱的奴隶，严重地污染着中国科学院，我越来越不愿继续做江泽民领导的共产党的一员。

江泽民用高薪养廉，使官场更加腐败，用高薪养军，使军队效忠江泽民，他也用金钱腐蚀科技人员，把科研经费的一半以上用于个人绩效津贴和单位提留的人头税，供养中共邪灵附体。使能够用于科研业务上的经费廖廖无几，根本无法添制设备，搜集资讯，采用先进技术，研究水平难以提高。但又要求出成果，争奖励等，致使课题设计、经费预算、立项、评审及成果水平提供领域的各个环节全部弥漫着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连中科院院长、现任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也抱怨说，当今科技界伪造成果现象严重，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荡然无存，更有急功近利贪图虚名的偏差观念和行贿受贿的问题。

江泽民还拉拢各单位的当权者和头面人物，组成既得利益集团，以维系共产党的统治，使腐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廉洁奉公者则被排斥打击，比如我们单位分配福利房不明文规定，院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但房子的面积大，标准高，而且免费赠送；而一般科研人员，既使博士生导师，自己掏腰包也迟迟分不到房子。全国更是如此腐败成风，越反越腐，直到各级官员瓜分国有资产和社会资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还让老百姓捐钱捐物救助灾区和失学儿童。共产党宣扬革命的目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中共要搞社会主义的“一大二公”，可搞了几十年反倒成了私有制。而且不是劳动致富，而是按权分配，任期内爆发，谁的官大谁的资产就多，共产党从无产阶级变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而且是官僚资产阶级。嘴里喊着“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欺骗世人！我终于明白，共产党绝不是人民的大救星，而是中国人民深重灾难的根源，身为共产党员不是光荣，而是耻辱，所以我向共产党提出了自动退党的要求。

1999年10月28日，在讨论我退党问题的支部大会上，党支部书记好心劝我慎重考虑，问我为什么一定要走退党的路呢？党委书记彭玉水更是不理解，说什么从来未遇到过有人主动要求退党，人家都是争取入党、申请入党、还入不了呢！党员们面面相觑，心照不宣。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曾经当过党支部书记，又是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还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表彰为“发展我国自然科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享受着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个人简历97年就被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中心编入世界名人录。无论从科研水平，还是处事为人，都堪称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大家窃窃私语。我不愿意让大家再把我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我毅然退出这个邪教，家人也很支持。

以上是我对共产邪灵的亲身见证。由于我受中共几十年毒害，被溉输的观念、歪理、党八股等等尚需彻底清除，我还要更清醒的认识共产党邪灵附体的危害，并清除它的流毒。
谢谢大家

2004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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