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7日讯】(希望之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
明居正：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谈的话题，是中共过去很喜欢讲的一句话，叫做“我们党内有过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为什么我会突然间想起来这一段时间不说的东西呢？因为上两集我们不是谈华国锋吗？我才突然间联想到这么一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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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中共不断地大声讲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内有过十次或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那么这说法一段时间之后，后来被邓小平废除了，就不太说了，他讲说：我们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现在我们来回头看看，这说法是怎么来的。

我们回去查考了一下发现，最早提出党内有十次重大路线斗争的人是毛泽东，他在1970年南巡讲话的时候，首先口头上提出来了，然后见诸文字的是1973年周恩来在十大作政治报告的时候用的词汇。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来的呢？我们就要查考回当时的政治背景，文化大革命不是1966到1969年吗？到了1969年4月份开了九大，理论上算是结束文革之后可是当时的局面并不稳定。

毛泽东观察一下发现说，经过文革之后最后不是要收拾残局吗？让军队进来“三支两军”，结果军队的势力过度膨胀，简单说就是林彪手上的军系势力过度膨胀，引发了毛泽东敏感的政治斗争神经突然间觉得说不太对劲了。所以1971年的8月份到9月份之间，毛泽东坐火车下去到各个地方去南巡，他走了像河南、两广、江西、然后上海，最后走到湖北这一带地方。

回去之后把它整个部署完了，他（毛泽东）部署的目的现在看起来似乎完全就是针对林彪来的。他跟当地这些党的负责人，跟当地军的负责人个别谈话，跟他们谈话一来是摸摸他们底；二来是告诉他们说，我们党内可能要出现重大的政治斗争，你们要选边站，今天我毛泽东走出来站在你面前跟你讲这些话，你自己决定你要选哪边。

你是要跟着我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走呢？还是要跟着将来跳出来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走？你自己看着办！毛泽东出来跟地方上面的人讲话，地方上这些人压力非常大，所以很快毛泽东就摆平了，当然后来就出现了跟林彪之间的争斗，我们一会儿再回来说。

那现在回到毛泽东这个话，他说：党内有过大概九次到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那他说了到底是哪几次呢？后来进了课本是这么说的。第一次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第二次是李立三的左倾主义；第三次是瞿秋白；第四次是罗章龙；第五次是张国焘，张国焘比较严重，他虽然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搞分裂主义；第六次就是王明的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以上几次是在1949年以前。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以后，那么还出现三到四次，第一次就是54年到55年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集团，然后再来第八次是彭德怀的反党集团，第九次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是反党集团，当然毛泽东没说的就是即将到来的第十次跟林彪之间的争斗。

毛泽东为什么会归纳出九次到十次重大路线斗争呢？说起来就是表彰他自己。就说我毛某人多厉害，你看我经常“洞烛机先”，我看见党内其他人或甚至是党内当时的领导，在我之上的领导，犯了或者左倾的问题，或者右倾的错误被我发现，我及早发现了之后制止。

制止之后大家不听，然后跟我争斗，甚至打压我，最后证明我是对的。所以我毛泽东不断地跟党内各种各样右倾的、左倾的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或各种各样的主义战斗，最后我都赢、我都对了，这是我的功劳。

我们讲了，中共是很注重权力的一个政党，然后在权力之后落实起来就注重在谁抓住最后权力这个人。过去在毛泽东时代不用说，他是党内一槌定音的人，他说了就算，所以所有的文宣都绕着他转。后来他比较不再说这些话了，当然后来我们也讲到说邓小平就把这些话改了，可是毛泽东的意思是非常清楚党内是有这些争斗。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如果按照毛泽东说话的这些标准的话，那么到他说话的时间为止，就算到1971年为止，他有没有说漏？他有说漏。他说漏了哪一次呢？在我们看起来说漏的是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那次的“遵义会议”。

为什么我们会说遵义会议是他说漏的一次党内重大路线争斗呢？遵义会议之前就是所谓的“五次围剿”，当时中央军第五次围剿之后，把中共打败了，中共最后弃甲逃亡，把“苏区”丢下来然后去逃亡了，他们把它称为“长征”。

在长征过程当中跑到贵州遵义，当时开了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去检讨说第五次围剿战争为什么会打败，在那里毛泽东发动攻击，批评博古、李德跟周恩来这些人说：就是你们领导错误，你们犯了重大的路线错误，才害得我们丢盔弃甲，把老巢根据地都丢掉了，要跑出来逃命，这都是你们的错。

斗争完之后，毛泽东就把这边改组了，保留了周恩来，然后张闻天抓进来，毛泽东当然进来了。所以中共党史上说是“恢复毛泽东对军事的领导权”，这话一半对、一半不对，但是它这么说了我们就这么说吧！

那么这一次是什么呢？这次按照毛泽东的标准来看，怎么看都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路线斗争。那么既然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路线斗争，那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前面说了张国焘、后面说了王明，就偏偏不说这一次呢？因为这一次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周恩来。

毛泽东在1971年讲这话的时候他是要针对林彪的，而如果把当年跟周恩来争斗的情况讲出来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说在这个时候其实周恩来我也不太放心，因为历史上他也曾经反对过我，所以我也要对付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所以毛泽东基于非常深厚的政治考虑，他决定把这一次隐去了。

其实如果真按照毛泽东的标准，还真是十次。那么这一次把它拿掉之后就剩下九次，简单的说，毛泽东讲的话不准确，有高度的政治考量。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问下一个问题了。

那么不管是九次还是十次，这些是不是真的是路线斗争，还是说它有别的东西？这样子吧，前面的太久了，我们光谈1949年之后。我们光看1949年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后面的这几次，从七、八、九、十这四次来算的话，这当中既有路线的斗争，也有权力的斗争。

譬如说第八次，讲的是彭德怀这一次，彭德怀这个案子被他们按的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那么这次右倾机会主义，当然说起来彭德怀有点冤枉，大家可能还记得，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是在庐山会议，因为前面搞了三面红旗、大跃进，搞得非常失败，大家在这边开会想要检讨怎么做这件事情。

彭德怀这个人个性比较急，在那边发了封信去批评那东西，说起来是一封私人的信，我们看那文字非常和缓，可是毛泽东连这个都听不下去，硬是把他打成右倾了。那么这一打下，到底对还是不对呢？

其实严格说起来，彭德怀是偏右，因为毛泽东太过左倾了，左到离谱了，左到大家民不聊生了，所以彭德怀要纠正他，那当然是向右嘛！现在彭德怀明明是对的，打成右倾之后，后来他们继续推动第二次大跃进，那时候搞得死人就死得更惨了。所以他把彭德怀打成右倾，其实自己是左倾，而且严重左倾。这一次是真正有路线斗争，但是没有权力的争斗。彭德怀没有夺权的企图，虽然毛泽东不断地讲他有夺权的企图，但怎么看彭德怀是没有的，这第八次。

第九次那不用说了，就是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一次有没有路线斗争呢？有。因为刘少奇跟邓小平不赞成毛泽东搞文革，他们反对毛泽东搞那种方式去把权力夺回来，他说你要去改造党，你可以有其他的方式，你不可以用这种方式，这个是不是路线斗争？是路线斗争。这次有没有权力之争？应该说是有的。因为刘、邓看见毛泽东要回来夺权，所以他们要捍卫他们的权力，这时候是有权力争斗。所以这八、九两次是路线斗争。

另外的两次，我们看见是第七次跟第十次，第七次是高岗、饶漱石，我们过去说过的。第十次就是毛泽东还没提到，但马上要来到的林彪的争斗。这两次是权力争斗，那有没有路线之争？高岗、饶漱石很明显没有什么路线之争，除非你硬是要按个罪名说，高岗太过亲苏联了，这也算是路线争斗，那这样就没得说了。

林彪有没有路线争斗呢？严格说起来，没有很大的路线争斗，唯一的差别就是除非将来有文件可以证明，说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好像想要亲美，跟美国发展关系，如果林彪坚决反对的话，那就是有路线争斗，否则我们看见的是权力斗争大于路线斗争，也就是说后面建立政权的这四次，性质还不太一样。

好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邓小平为什么废除这种说法？按照我们看见的史料，邓小平说要废除这种路线斗争的说法。为什么？他说，过去一说到不同的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就去批判它，然后就说路线错误什么，他说这种说法用得并不准确，而且用得很混乱。他说这样子，以后我们实事求是，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不要随随便便就上纲上限说它是路线斗争。这说法说起来是不错的啦，不要把它搞得那么紧张，然后降低斗争强度，不是件坏事。

邓小平自己也举了例子，他说过去有几次毛泽东说的十次里面有几次说得不太对。瞿秋白这次只有3个月、李立三这次只有6个月、罗章龙这次只搞了很短的时间，所以这三次到底算不算是路线斗争呢，邓小平说这些都值得商榷。如果说九次或十次，扣掉三次，就是六次、七次，所以邓小平说这有凑数的嫌疑。把它说得大一点、说得严重一点，看起来好像眼前这一次也很大、很严重，是提高大家警觉心，但实际上是不对的。

那好，我们进一步要问，邓小平说的话对还是不对？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他有对的地方。什么是对的地方呢？我们的确看见权力的争斗，而这权力争斗呢，它有不是路线争斗的地方。他自己也说了，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等，而我们前面论述的有两次，第一次是高岗和饶漱石，这次是权力争斗，没有路线之争。第二次是林彪，除非有新的文件证明，否则林彪恐怕也是权力之争，而没有路线之争。

但是邓小平说的也有不对的地方，因为另外有两次是真正有路线争斗。彭德怀我们刚刚说了是路线争斗，刘少奇是路线争斗。所以我们反覆所说的四次，就是1949年建政以来的四次呢，有两次是比较单纯的权力之争，有两次是路线之争。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我倒想补充一下，也就是其实另外还有四次要补充进去，哪四次呢？第一次，我们上回说到，1976年华国锋跟叶剑英、李先念用宫廷政变的方式，把四人帮打下去抓起来了，这一次很明显是路线之争。

当然我们说华国锋也是比较接近文革派，可是华国锋的文革的左的方式呢，跟江青四人帮这些毕竟还不太一样。你要说不是的话，至少它是重大的权力之争，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算得上一次了。

第二次呢，有趣的就是邓小平斗垮华国锋这一次，从1977年到1980年或延伸一点到82年，这过程当中是不是路线争斗呢？绝对是。不管怎么说，华国锋是比较偏左的，他是文革的受益派。邓小平是文革当中被打下去的，是文革当中的受害者。所以邓小平三番几次的，第一去否定文革；第二他要去平反当时文革当中被打下去的千千万万的干部。这个既是权力之争，也是路线之争。

那么最清楚的就是毛泽东当时要去解放邓小平的时候，跟他讲说，你要讲清楚永不翻案喔，永不翻案；邓小平也做了保证，永不翻案。但是邓小平这个人大家晓得，说话向来不算话的。为了他的权力的目地，今天说不翻案，明天该翻案就翻案，很多共产党人基本上也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一次是不是路线争斗呢？肯定是。所以它既是权力争斗，也是路线争斗。

第三次就是1987年罢黜胡耀邦这个问题，罢黜胡耀邦的问题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谈过，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谈。它是不是一个不同路线争斗呢？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当时邓小平把胡耀邦打下去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公开的理由是说你太搞自由化了。什么叫“自由化”呢？就是你去接近民主自由这些东西，你去讲这东西，这跟我们共产党讲的纪律跟组织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讲这个了，那背地里的意思是什么呢？背地的意思是大陆一直这么传言说，当时邓小平不太想退，但是他想试探一下大家对他的退跟不退这个问题怎么看？他在一个比较不大的范围里面就问说，我要退下来大家赞成不赞成，很多人其实晓得邓小平不想退，或者有所怀疑，大家就说我们不赞成邓小平退。

胡耀邦这个人我说还是一个相对老实的人，他说我赞成你退，这句话就犯了邓小平的忌讳。那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邓小平看起来这是一个权力之争。如果是刚刚讲的表面理由，就是说你胡耀邦犯的错误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话，这个的的确确是路线之争，所以这是第三次。

第四次是赵紫阳，赵紫阳的故事过去我们也说过，基本上对于在1989年5月份到6月份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前示威游行这些群众，你怎么去处理，赵紫阳认为说这个是人民内部矛盾，其实可以经过谈的方式、磋商方式可以谈下去，可以顺利解决，不必要动兵，不需要动用武力，不需要杀人。

但是另外一批像李鹏这些人就认为说它是一个敌我矛盾，而且他们想藉着这件事情把赵紫阳搞下去，想突出赵紫阳事实上处理这个工作上的失误，一举把赵紫阳打垮，打垮之后把这个位置抢下来，所以如果说事情是这样子的话，那的的确确是一次路线争斗，也是一次权力争斗。

因为毕竟赵紫阳是比较和平的，他用比较温和的方式，用对话方式去解决这矛盾，但是邓小平听了李鹏的话就认为说这是敌我矛盾，非杀不可。所以用这些标准来看，这四次都应该加进来，我们不能因为邓小平不说了，我们也就跟着不说了。

所以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要说的就是，你邓小平虽然回避了这种说法，但是因为你这个党的政治生活的规则并没有改变，所以你不说党内路线斗争，但是党内依然有路线斗争。这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想说的一个主要意思，那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会有别的想法了。

大家说就是我们中国共产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有路线斗争，你们民主社会就没有？你们资本主义社会就没有这个路线斗争？有，当然有，这就是政治的本质，政治的本质讲的就是我们对于怎么处理公众事务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要来处理它。

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不在于说你有矛盾或没有矛盾，差别在于说，第一怎么看待矛盾；第二怎么处理矛盾。我们就说美国现在这个政治局面，你说美国现在难道没有路线之争吗？当然有，布什（大陆叫布什）他跑去打伊拉克战争，打到现在很多人觉得说是民不聊生，天怒人怨；有人觉得说这是正义的事业，我们一定要把美国的民主贯彻到底。

这是不是路线之争？这当然是路线之争。问题是碰到这种路线之争，他们怎么去讨论，怎么去解决，然后他怎么看待跟我意见不一样的人，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当年雷根（大陆叫里根）他要去选总统的时候，他对手是吉米·卡特，当时大家面对的是怎么对付苏联，苏联当时还没垮台嘛，1979、1980年的时候，苏联的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怎么去对付苏联？

卡特认为我用软的办法去对付他，说不定比较有效；雷根说不是，雷根说我要跟他进行军备竞赛，我要去搞什么太空站，我要去搞所谓什么星际大战，最后用这个把苏联逼垮，这是不是路线之争？当然是。

在民主社会里面，看待这种问题就是政治议题的争斗，那我们怎么处理呢？他也是一心为公的，我也是一心为公的，那既然两个人都一心为公的，那我们怎么处理呢？不是我去暗杀他，不是他来把我秘密除掉，也不是搞宫廷政变，用什么办法呢？用民主政治的办法，用选举的办法。

那么在中共出现这个问题我们想了，那要么就残酷斗争，要么就发动群众，要么就宫廷政变，要么我就把你飞机打下来，要么我就动用武力，再不然我们搞个内战，文化大革命不就这样子吗？所以问题差别不在于说，是不是内部有政治矛盾或路线之争，差别在于说怎么看待跟怎么处理。

我刚才说了，在民主社会里面我们通过选举，用选举的方式，用辩论的方式，用演说的方式去争取认同、争取支持。如果上来就犯了大错，那就弹劾嘛，然后该法律办的就法律办嘛！

另外，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采取分权而制衡，至少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互相分割而制衡你，让你不能一人独大，如果分权制衡还不能完全有效的话，那我们采取政党制衡。什么叫“政党制衡”呢？民主党执政的时候，共和党就看着他；共和党执政的时候，民主党看着他。台湾现在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民进党看着他；民进党过去执政的时候，国民党看着他。

看的时候呢，比较不容易出错，当然台湾例子还不一定是这么贴切，台湾毕竟还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民主，有些地方还不很制度化，所以也会犯错误，就像美国当年会犯错误一样。但是慢慢下去呢，民主可以自我改善、自我成熟，不需要搞到说杀人、流血或千万人头落地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不但对付政治矛盾是这样子看待，是这样处理，对付社会矛盾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像圈地这种问题，在一个比较民主的国家里面不会长期大规模出现，夺别人财产这种事情不会长期的大规模出现，拆迁的问题也不会长期大规模出现，上访不会长期大规模出现，法轮功在别的社会里面不会受到这样的打压跟灭绝。

所以换句话说，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你是要制造矛盾呢？还是你要真正解决社会问题？你是真的要和谐社会呢，还是你只是讲一讲。中国共产党人们难道你们思维不应该改变一下吗？不应该好好想一想吗？这问题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下回见！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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